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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时报记者：怎么看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权之争？在全球的竞争中，您认为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？

张宜生：我国实体经济的存量不是第一，但增量却保持了几十年的第一，这就是我国经济在全球发展中最基本的话语权。现在全球有色金属及相关产品的厂商投产一个新厂或增加产量，都要看我国的经济状态，因为这些商品大部分只有一个地方可去，那就是中国，这其实就是话语权。我们不是去跟别人争饭吃、抢饭吃，而是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份额的不断增加，逐步会建立一种新的格局，这个过程就是建立定价权的过程。我国期货市场的法规制度、期货合约及其衍生的相应要素等要为境外投资者所接受，成为国际惯例的有机组成部分，这是逐步建立我国定价权的基础与前提。

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律和法规条款的完善，尤其是商业仲裁条款的完备。“我曾经和澳洲一家企业签订合约，约定在新加坡进行商业仲裁，运用的是斯德哥尔摩商业仲裁条款。”中国商业习惯和国际惯例之间，需要需求平衡和国际市场认同。

其次，是国内主流媒体主导市场基础信息和期货中介机构层面。国内投资者进行投资过程中依赖的是海外的信息源，比如美国农业部的报告等。同时，中国因素很可能在海外新闻通道传播中被扭曲，都是丧失话语权的重要原因。

因此，中介机构在整个期货市场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，承担着逐步建立我国话语权的历史重任。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建立话语权的高度，加速促进我国期货中介机构快速发展。

张宜生的传奇期货人生

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

今年刚步入耳顺之年的张宜生，两鬓微霜，走起路来呼呼有风，仍有昔日军人行伍的风范。握手问候，我分明感觉到他虎口铿锵有力。落座后，三杯祁门红茶进肚，张宜生和证券时报记者摆起了“龙门阵”。

作为期货业内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，张宜生从筹办新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开始了自己的期货人生，谈话自然也要从此开始。“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出现在深圳，主要在于深圳没有内地对有色金属行业的最高限价要求，价格可以自由灵活。”

回忆起当年探索的艰辛，仍然让他感受到期货市场首创者的豪情和喜悦。因为当时最高限价的要求，张宜生创办有色金属交易所的努力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吃了闭门羹。于是，他去了刚刚新建特区的深圳，见到了当时的深圳市领导并获得了明确的支持，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随即开张。

“1991年6月4日注册成功。6月10日，正式成立。9月23日，交易所投入试运行。1992年1月18日，交易所正式开业，推出了中国第一份期货铝合约。”虽然过去20多年了，这些日期他一刻也不曾忘记，至今说起来如数家珍。

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后，不久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设立了各种期货交易所。从此，张宜生也成为有色金属行业里的期货专家、期货市场里面的有色金属专家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横跨期货和有色两大领域的权威专家。

这两个行业也让张宜生非常自豪，“现在有色行业海外并购成功率高达62%，远远高于国内其他行业海外并购30%的成功率。正是期货市场的发展使整个有色行业发生了深刻变化，有色金属行业早早地完善了一整套适应期货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，使得有色金属行业的行业竞争力在各个行业中竞争力最高，加上期货市场本身就是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市场，使得行业海外并购成功率才如此高”。

在与张宜生交流的过程中，记者能真切感受到，他在这两个行业上倾注的心血。耳顺之年的张宜生，仍然一刻不曾停歇对于期货行业的思考。和他交流的每一分钟，他随时都在迸发出思考的火花，让记者不敢停下脚步，生怕跟不上他思考的脚步。

临近采访尾声，张宜生向记者抱歉道：“下午中期协还有一个专题研讨会，时间有点赶不及了。”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记者不禁想，期货市场的前辈仍然在奋不顾身地向前奔跑，作为后辈的自己怎能不快步赶上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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